跨收信人人格分析：收信人固定效应回归

第 1 章 ITS 把家书合并处理，没区分收信人。但父母长辈（用谦卑语）、兄弟（用劝导语）、儿子（用训诫语）三种语境的语言风格不同，如果 pre / post 收信人分布失衡，跨时段差异部分由收信人本身解释。本章用固定效应回归扣除收信人混淆。

5.1 3 类收信人的人格画像差异

收信人语境差异最大的维度是 D5 决断力，父母 12.27 vs 兄弟 16.23 vs 儿子 17.68，跨度 5.41。

D5 决断力差异反映曾国藩给父母写信时姿态相对谦卑（“男跪禀 / 男谨遵”），决断词密度偏低；给兄弟写信时姿态权威（“汝当 / 须 / 切宜”），决断词密集；给儿子写信时训诫口吻更强（“尔须 / 不可 / 必当”），D5 最高。同一个曾国藩在三种语境里决断词密度差 44%。

D1 政治姿态差异也较大，父母 0.53 vs 儿子 0.12，跨度 0.41（相对值 4 倍）。给父母写信时偶尔讨论朝政（如奏请保父母平安、汇报升迁），给儿子写信几乎不谈朝政，都是修身教化。

D6 情感深度差异父母 5.59 vs 儿子 3.55，父母信里情感词更密，反映对父母的孝思明显于对子女的训诫。

D2 自我修正、D7 隐逸倾向、D8 三教融合在三类收信人上均值接近（差 < 0.5），说明这些维度跨语境稳定，是曾国藩个人风格而非对特定收信人定制。

为什么 D7 隐逸倾向在三类收信人上接近？直觉上给儿子谈归田归隐不太合适，但数据告诉我们曾国藩对父母、兄弟、儿子都频繁谈归 / 老 / 病 / 闲 / 衰。这反映他后期（1860 后）持续上奏请退、对全家都频繁讨论退归故里。隐逸倾向是曾国藩整个晚年的核心话题，不区分收信人。

5.2 收信人 FE 回归：扣除混淆后的 1860 效应

把 1860 安庆围攻作为 treatment，跑 8 维度的 naive 回归与收信人 FE 回归对比。

8 维度中，7 个的 naive 与 FE 系数差异在 $|0.3|$ 以内，说明收信人混淆对它们的影响轻微。

D5 决断力是唯一受收信人混淆显著影响的维度：naive $+1.551$，FE $+0.742$，差 $-0.809$。这意味着 1860 后表观上看到的决断力上升约 52% 是由收信人结构变化解释的，真实变化只有 0.74 per1k。

为什么 D5 这么敏感？1860 后曾国藩家书的兄弟占比急剧上升（湘军军务多与沅澄温季商量，父母长辈 1852 母丧、1857 父丧已不在）。兄弟与儿子信里 D5 决断词本来就高（16.23 / 17.68 vs 父母 12.27），post-period 的高 D5 系数完全可以由收信人结构变化解释。扣除收信人 FE 后，真实的 1860 后决断力上升只剩 0.74——仍是正向，但幅度比直观估计弱一半。

D6 情感深度的次大调整：naive $-0.689$，FE $-0.404$，差 $+0.285$。28% 的情感下降由收信人解释，同样因为父母长辈（情感词最密）的占比下降。

其他 6 维度方向稳健，收信人 FE 吸收幅度 < 0.1。这条选择性混淆说明：收信人 FE 不需要在所有维度上做，重点检查 D5 / D6 两个对收信人结构最敏感的维度即可。

5.3 代笔诊断：家书 vs 批牍的边界

本书数据集只用家书，不含批牍，因此代笔诊断在数据层面不成为问题。家书几乎全部是曾国藩亲笔，个别书信末尾署命幕僚XX代书或病不能起口授，在 1,482 封中约 5–10 封，占比 < 1%，对 ITS / FE 影响可忽略。完整 ghostwriting 标注留作 iteration。

这条与苏轼项目（1086–1089 翰林期 821 篇内制外制需要严格剔除）形成鲜明对比，反映家书数据集相对文集数据集的天然纯度优势。

5.4 本章知识地图